華僑農場是具有中國特色的一種特殊的社會結構單元，是國家在特殊歷史時期為安置回國定居的歸僑群體而設置的國有農業企業，也是回歸移民安置的一種特殊經驗。作為回歸移民，歸僑群體被集中安置到華僑農場后，除了要在物質上適應環境變化謀求生計之外，還可能會在精神上產生身份認同等方面的困惑，如被“他國移民”“中國公民”“當地居民”等多種身份所困擾。有學者指出，每個人都存在多個維度的身份認同，國家認同、區域認同是身份認同的最重要體現。歸僑群體的遷移經歷較為復雜，他們曾經生活在僑居國，又回到了祖籍國生活，這種經歷使其認同更為復雜多元。相似的出國經歷和回國背景、同樣的安置政策和生活水准，使得華僑農場的歸僑群體將僑居國作為彼此之間保持聯系的一種紐帶，從而呈現出對於僑居國的強烈認同。亦如亞當斯所提出的“我群意識”，這種個人與集體的一體感產生自日常或者周期性接觸過程中的親緣、地緣及其他事實，是共同的利益感、經濟需要和友誼的聯結，以及心理上對群體的依附。在僑居國身份強化的影響下，來自不同僑居國的歸僑群體形成了差異化的身份認同，一方面他們更加珍惜這種后建的社會群體居住關系，另一方面又不斷為同一僑居國屬性的歸僑群體爭取共同的利益。這種身份邊界和認同心理，是較長一段歷史時期內大多數華僑農場內部歸僑群體的重要觀念形態之一。

由於印尼和越南曾先后發生大規模的排華事件，中國政府實施了接待、救助和安置歸難僑政策，因此在全國幾乎所有的華僑農場中，印尼歸僑和越南歸僑都是最主要的群體。但是，由於不同僑居國屬性以及歸國時間的差異，在華僑農場中存在比較明顯的歸僑群體邊界。有學者從不同面向就越南、印尼歸僑群體的認同和邊界進行了討論，這些成果相對強調或展現華僑農場內部不同歸僑群體對僑居國認同的固化。還有學者探討了華僑農場歸僑群體認同觀念的嬗變，注意到他們歸屬感的模糊化以及身份認同的多元化。此外，還有一些相關研究並不限於華僑農場內部。歸僑群體對僑居國認同的保持不是源自天然的“根基論”，而是在一定的歷史時空下所衍生的，正如戴維·莫利等所指出的，“差異構成了認同”。許多華僑農場在安置時將相同背景的歸僑群體聚集在一起，形成大社區中的小社區，造成了一定的隱形隔閡。然而隨著時間的推移和時代變遷，華僑農場歸僑群體的僑居國身份認同也發生了改變。

有鑒於此，筆者於2023年7月在廣東省P華僑農場開展了田野調查。調查主要採用半結構式的一對一深度訪談，先后採訪了12位歸僑，包括印尼、越南、新加坡、馬來西亞、緬甸歸僑，僑居國分布較為多元。在人均150分鐘的訪談過程中，筆者設置了幾個關於僑居國認同的問題，如“在人際交往中，你會刻意強調自己某國歸僑身份嗎？”“你們和其他國家的歸僑保持距離嗎？”“你結婚時會考慮對方是否是同一僑居國的歸僑嗎？”“你對子女婚姻態度是怎樣，會考慮對方是歸僑子弟嗎？”“你認為你的家鄉在哪裡？”等等。本文立足於廣東P華僑農場，發掘歸僑群體在交往、婚姻、家鄉等觀念中淡化僑居國認同的深刻變化，展現華僑農場在新時期的演變圖景，或能為相關研究轉向添磚加瓦。

一、華僑農場構建的客觀環境

P華僑農場接待安置歸僑群體主要有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1961—1962年，以接收被驅逐出境的馬來西亞歸僑群體、印尼排華的歸僑群體為主，共計1000余人﹔第二階段是1978年，以接收越南排華的歸僑群體為主，共計1200余人。此外，還有一些零星回國的歸僑群體。據統計，P華僑農場最高峰時有歸僑僑眷6000余人。然而，隨著他們的再次遷移及離世，目前歸僑僅有400余人，且不全是常住人口。

（一）分散安置：多國歸僑群體之間交往的組織基礎

記憶是一種集體社會行為，人們從社會中得到記憶，也在社會中拾回、重組這些記憶﹔每一種社會群體皆有其對應的集體記憶，借此該群體得以凝聚及延續。擁有共同的歷史記憶，在20世紀60年代初期回國的印尼歸僑和70年代末期回國的越南歸僑群體中表現得尤為明顯。大多數印尼歸僑在僑居國沒有務農經歷，回國前的生活水准相對較高，回國后經歷了國內經濟困難時期，在時代環境的影響下，大多數人有相似的個人遭遇。而越南歸僑在僑居國時多務農或務工，文化程度普遍不高，回國時兩手空空，回國后趕上了改革開放的經濟騰飛時代。不同的時代背景和個體經歷影響並構建了兩大歸僑群體不同的歷史記憶。在華僑農場內部，歸僑群體的生活水平和標准相差無幾，日常生活與外界有所隔離。在這種情況下，相同的生活經歷和文化習俗就成為同一僑居國歸僑群體聯結交往的精神紐帶，共同的歷史記憶是歸僑群體形成僑居國認同的重要因素。

但在P華僑農場，不同僑居國歸僑群體內部的共同歷史記憶構建並不明顯。如以文化習俗中的舞蹈為例，新加坡歸僑XHQ談道：

我是20世紀60年代回國的，當時我們沒有什麼娛樂活動，也沒有歸僑組織跳舞的，我的舞蹈都是改革開放后自學的。可能我有點舞蹈天賦，上手很快，跳得很好，人家就來向我請教學習了。東南亞許多國家和民族的舞蹈我都會。我不會刻意區分學習者是不是歸僑或從哪個國家回來的，隻要有興趣、想學習都可以。印尼的可以學緬甸舞，緬甸的可以學其他民族舞，越南的也可以學現代舞。現在政府文化部門委托我負責社區舞蹈隊的事情，我們的舞蹈隊去表演時，很多時候都是各國歸僑混合表演的，不強調什麼印尼舞、泰國舞，舞蹈都是我編排的，將許多國家和民族風情的元素融合在一起。

還有一位參與組織跳舞的受訪者也在訪談中表達了相同觀點，他認為無論是在日常生活、文娛活動還是其他方面，歸僑群體不會因為僑居國身份差異而被區別對待。

P華僑農場歸僑群體能在交往方面建立起這種無差別的意識，與其早期安置方式有關。1961年，國務院中僑委安排給P華僑農場的接僑任務是800人，與大多數農場採取成批集中安置的方式有所不同，該農場採取的是分散安置。如第一期以印尼歸僑為主的群體到達后，農場選擇了12個方便生產生活的安置點（隊）進行建設，為他們創造安居樂業的環境。這些安置點的人員是隨機分配的，許多同一僑居地、同一批次、同一條船回國的歸僑，僅在航程及等待安置期間有過接觸或交流，到達農場后就分散開了。之后回國的歸僑群體也被隨機分配，因此在一個安置點中就有來自不同僑居國及不同批次回國的歸僑。

緬甸歸僑不是排華回來的，大多數都是因為愛國回來的，最多的時候應該有十幾戶吧！由於是分散安置的，我們也沒有去了解和聯系，都是和周圍鄰居交流多一些。可能知道對方是哪個國家回來的，但大家生活並沒有什麼不同，都差不多，也會互相幫助。

我家在新加坡時開有工廠，有一個長期幫我們干活的工人比我們晚一些回國也分配到這裡了，但是隨機安排，他被分配在其他隊，后面聯系也就少了很多，對他們家也沒有特別熟悉和親近的感覺，反倒是和其他鄰裡關系更好一些。

1978年，第二期以越南為主的歸僑群體到達后，農場在原有的12個安置點的基礎上緊急擴建住房，僅用了短短半年時間，歸僑群體就住進了各隊新建的瓦房。他們也被分散安置在各個隊中，與印尼歸僑等群體混居，共同開展農業勞作。每個隊裡都有小學和托兒所，這些歸僑的子女都在一起學習、玩耍。印尼歸僑有不少在家說印尼語，越南歸僑則以廣西白話為主，但在公眾場合及學校，所有人必須使用普通話，語言環境也淡化了其僑居國認同。

雖然印尼歸僑先到，越南歸僑后到，但大家相處得很好，每逢過年，越南歸僑會做粽子、扣肉等，印尼歸僑則做糕點、小吃等，大家會互相串門贈送親手制作的食物，祝賀新春快樂。我們不會覺得吃不慣，反倒覺得這是難得的建立人際關系的良機。生活在一起，就要融洽、團結。

華僑農場的分散安置拆解了歸僑群體原有的社區人際關系，同時又促進了新的社區人際關系的重建。社區人際關系重建的目標是建立以社區集體主義為基礎內涵，通過社區公共空間建構而逐步形成的互助、友愛、休戚與共的社區人際關系。P華僑農場原有的12個安置點中，都是來自不同僑居國的歸僑群體混居，經過長期的磨合，他們求同存異、增進團結，並通過各類交往活動，如拜訪、聊天、贈禮以及紅白喜事等，重建和發展了人際關系，促進了交往與融合，有效淡化了隱性存在的僑居國認同。

（二）吸納勞力：歸僑群體與本地人互動的外部因素

P華僑農場周邊緊鄰的是村庄，歸僑群體和周邊村庄的居民具有天然的互動交流條件。在20世紀60年代的困難時期，印尼歸僑群體從海外帶回金銀細軟、單車衣車、衣服食品等，並與周邊村庄的居民進行交換。在華僑農場的中小學沒有建立之前，歸僑子女也都被安排到當地小學與本地村民子弟一起上學。歸僑群體目睹了周邊村庄農民的貧苦生活。

剛回來那時候，我們國家生活很苦，要還蘇聯債。但我們歸僑得到國家的關懷，在食物、衣物、工資等方面還是有保障的，那些本地村民的生活跟我們歸僑相比，是很差的，當時本地村民很羨慕我們歸僑。

吸納機制是亞諾什·科爾內在分析短缺現象時提出的概念，指持續抽取勞動力、物資、土地和其他資源的各種因素的有機結合及其功能。P華僑農場建立初期，開荒土地面積很大，但是安置歸僑人數較少，盡管補充了一些大南山華僑農場的歸僑人口，但仍存在農場職工勞動力不足、年齡結構不合理等問題。為了解決這一問題，華僑農場開始吸納本地村民成為農場職工，主要有四次較明顯的吸納過程：一是20世紀60年代中期茶廠建立后，由於缺乏專業師傅，農場吸收了石牌鎮的部分炒茶工﹔二是在華僑農場投資興建水電站時期，吸納部分村民為職工﹔三是吸收村民與原來的歸僑職工一道上山開荒﹔四是解決歸僑職工的配偶入場落戶問題，吸收為農場職工。這些吸納入場的本地村民，被統稱為本地職工，其工薪和生活待遇等與歸僑職工並無二致。此外，20世紀六七十年代，還有一批愛國歸僑知青，回國后也被安置到P華僑農場。因此，P華僑農場內部存在著歸僑職工、本地職工、歸僑知青等不同群體，實現了勞動力和年齡層結構的平衡。同時，勞動力的補充與平衡也保障了華僑農場的資源開發，增加了本地村民的就業機會，促進了當地經濟的發展。

盡管我們對這些群體的身份進行了界定和區分，但在P華僑農場內，他們並不刻意強調這種身份區別，群體之間的互動和交流較為頻繁。這種現象使歸僑群體對僑居國的認同進一步淡化。如越南歸僑SCF的同事中有印尼歸僑也有本地村民，且以后者居多。當問到越南歸僑群體有沒有專門的組織開展聯誼活動時，他給出了否定的答案。他表示，農場中的人們在互動和交流時，不會強調個人的僑居國屬性，大家都是同事、朋友、鄰居。越南歸僑XWG也表示，農場一直沒有印尼、越南或其他國家歸僑組成的群體組織，他加入了廣東省揭陽市的慈善機構，對當地孤寡老人和貧困學生進行慰問和資助，慈善機構的工作人員沒有僑居國和籍貫之分，也沒有本地人和歸僑群體之別，救助對象同樣也沒有如此區分。

資助的對象不分本地人還是歸僑群體，有錢的老板和人士捐贈時，也沒有特別說是捐給困難歸僑的，大家在這裡都屬於同一個地方的，一視同仁。

綜上，P華僑農場歸僑群體的僑居國認同逐漸淡化的一個客觀因素是，由於歸僑群體人口數量較少，無法也沒有形成有效的組織機構，導致組織框架下的群體身份認同日漸模糊。加上農場缺少適齡勞動力，必須引入本地職工，進行無差別對待，在這種政策和行動的指引下，僑居國認同會成為歸僑群體融入本地的巨大障礙。20世紀60年代，P華僑農場成立了一個電影隊，經常在禮堂或大操場放映電影，供農場職工、歸僑僑眷及本地村民觀看，電影隊還定期到農場各隊居住點及附近農村放映電影。20世紀70年代，在聯合國難民署的援助下，農場辦起了一所職工醫院，主要服務於歸僑僑眷及全場職工，並負責起周邊鄉村群眾常見病、地方病的防治工作。因此，P華僑農場的資源是對本地村民開放的，這些行動打破了農場相對封閉的環境，促進了歸僑群體與本地居民的互動與融合。

二、歸僑群體觀念的主觀改變

（一）擇偶多元：突破相同僑居國聯姻的藩籬

華僑農場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小社會，聯姻是歸僑群體自身特征延續的基本方式。在僑居國時，歸僑群體的父輩大多在華人族群內部選擇配偶，呈現出一種“非我族類不宜嫁娶”的潛意識。

我家以前所在越南那個村子，有華人也有越南人，我爺爺奶奶、爸爸媽媽都是一個村的，兩個姑姑也是嫁給同村的，都是華人。為什麼一家人都在一個村裡找對象而沒有出去，因為交通不方便啊，還有鄰裡臨近，大家比較知道情況。

這種觀念符合約翰·莫杰的封閉社區理論。該理論認為，封閉社區的特征在於家庭之間具有親密的合作關系、內聚性及文化價值觀念上的同質性，且與外人關系淡薄。由於印尼歸僑的年齡普遍大於越南歸僑，且在語言文化、生活習慣、僑居背景、歸國時間等方面存在差異，因此大多數歸僑群體傾向於選擇來自同一僑居國的人士進行婚配。但回到中國的歸僑群體，無論來自哪一僑居國，都是具有共同歷史血脈的同胞。因此，華僑農場的歸僑群體在婚配時本身不存在隔閡。12位受訪者的婚配情況如表1所示。

從表1可見，僅有3位受訪者的配偶來自同一僑居國，佔25%。樣本可以反映該農場的基本婚配情況。在P華僑農場內，越南歸僑佔多數，其中不少人回國后才達到適婚年齡。由於在農場內部找不到合適的對象，本地（指華僑農場周邊）和外地（指外省或外市）人都被納入了擇偶范圍。在擇偶過程中，歸僑不再囿於對方是否有相同的歸僑或僑居國身份，而是主要考慮年齡及情感等因素，呈現出融入地方社會的特征，擇偶觀念已經與祖輩和父輩大有不同。

我讀了初中后，就選擇到外面打工，認識了現在的老婆，就帶回來了。我們都算是南方人，飲食習俗方面沒有什麼不適應、不習慣的。我也沒有考慮要找農場歸僑子弟，看對眼了才是重要的。

擇偶多元折射出文化的多元，契合了“人類的歷史，從來是文化多元及其發展的歷史，是多元文化相互接觸的歷史”的觀點。來自不同僑居地的歸僑與當地民眾結合在一起，為歸僑群體淡化僑居國認同提供了現實基礎。相對而言，越南歸僑群體沒有印尼歸僑群體活躍，但並不影響彼此之間的結合。例如，在語言文化方面，印尼和越南歸僑僑眷結合的“混合家庭”，不說印尼語也不說越南話，在家中交流時多用普通話﹔在飲食習慣方面，“混合家庭”也逐漸打破固有模式，越南歸僑喜歡上了印尼咖喱，印尼歸僑也逐漸接受越南醬汁，菜式、口味等趨於中和化或本地化﹔在休閑娛樂方面，不同夫妻普遍各有所好，有印尼歸僑僑眷喜歡聽現代流行音樂，本地配偶則喜歡跳廣場舞，彼此之間互不干涉。這種平常且細微的家庭日常生活，進一步淡化了歸僑群體的僑居國認同。這或可從涵化理論來解釋：當有著不同文化的人群進行頻繁而直接接觸的時候，原有的文化模式內部隨之發生極大的變化，如果兩種文化喪失了他們各自的認同而形成一種單一的文化，就發生了合並或融合。

（二）人口流動：與外地人聯姻的驅動力

雷文斯坦最早將影響人口遷移的因素歸納為“推力”和“拉力”，他提出了幾大定律，其中包括：遷移的人口數量與距離負相關﹔技術進步對遷移有積極的影響，技術投入增加的中心地區對人口有較大的吸引力﹔遷移的最大驅動力是人們對個人所得增加的預期等。就P華僑農場來看，20世紀80年代，歸僑僑眷面臨著新的形勢：一方面，華僑農場不再分配正式工作，僅在農場內部提供過渡性工作且待遇很低﹔另一方面，珠三角地區成為改革開放的前沿陣地，年輕人都希望到農場外面去看一看、闖一闖。從全國范圍來看，P華僑農場距離珠三角地區較近，且珠三角地區的先進科技生產力水平，對於需要學習新技術、掌握新資訊的年輕人來說具有較大的吸引力，加上工資待遇的大幅提高，使得不少歸僑僑眷選擇到珠三角地區打工。

在許多歸僑僑眷選擇離開華僑農場的同時，也有不少本地村民或外地人流入農場。人口流動置換了華僑農場的血液，更加淡化了歸僑群體的僑居國認同，特別突出的表現依然是他們對於婚姻的態度。通過流動，歸僑僑眷進一步融入到中國的城鎮社會當中，他們在外地與他人交往時，不會過多強調自己原是華僑農場職工或子弟的背景，更不會強調自身或父輩的僑居國身份，而是更多地稱“我是P市那邊的”。許多年輕的歸僑僑眷在外收獲了愛情，與外地人結婚成為一種趨勢。在這種開放式的婚姻當中，強調僑居國的背景，如“我們印尼歸僑”“我們越南歸僑”等，是沒有意義的，因為大家都是中國人。

我的妻子是P市本地人，我家人和我當時也沒有覺得要找越南歸僑會好一些。我們一共有兩個孩子，一兒一女。大兒子在深圳工作，小女兒在廣州工作。對於他們的婚姻，我們就管不了了，那就由他們了。

我一個大女兒在東莞，一個大兒子在潮州，還有一個小兒子在深圳，大女兒和大兒子都已經結婚，找的是外地人，他們是自由戀愛的，我也不會干涉他們。

我有兩個兒子和一個女兒，兩個兒子都是在農場謀生，娶的都是本地的村民，一個女兒在小學教書，嫁的也是本地人．．雖然我們都在農場，但我們沒有刻意強調說要找歸僑身份的對象，更沒有說最好是相同身份背景的越南歸僑，都是提倡他們自由戀愛，生活過得好就可以了。

大女兒和小女兒嫁給本地村民，兒子娶的是本地人，二女兒嫁給意大利人，她隨著去意大利了，那麼遠，我也不想去，在本地就挺好的。

印尼歸僑WCJ的兒子大學畢業后因工作關系認識了現在的妻子，當問到對於孩子的婚姻有沒有干涉，是否想要找比較門當戶對的歸僑子女時，她表示否定，“畢竟他從農場這裡出去發展了，找什麼對象就是他自己的自由了。即使在農場的話，我們也不會有這種要求，個人生活幸福美滿就行。”歸僑僑眷通過人口流動，從一個封閉的小社會邁向了廣闊的大社會，並不斷改變自身觀念，包括婚姻及育兒等方面。可以說，人口流動成為歸僑群體淡化僑居國認同的重要動力。

（三）構建“家鄉”：強化對華僑農場的家鄉認同

P華僑農場的歸僑僑眷在交往及婚姻中淡化了僑居國認同，他們普遍認為，不同的僑居國身份只是過去自身或祖輩的一種自然屬性，在長期在地化融合發展過程中，這種自然屬性逐漸被主觀思想和客觀環境所淡化。由於歸僑僑眷人口數量不多，在維護群體共同利益的時候，他們更多地和來自不同僑居國的“近鄰”商議，從而進一步構建了“家鄉”概念。“家”承載著人與地方之間的情感和關系，是理解人地關系的微觀空間尺度。對歸僑群體而言，過去在僑居國時，家鄉或許是那個遙遠而不曾謀面的祖籍地﹔當從僑居國回到華僑農場時，僑居地或許曾作為家鄉一閃而過，特別是在苦悶的歲月時空中﹔當他們離開華僑農場在外地定居時，家鄉的概念又發生了變化。

在訪談中，當問及歸僑群體的家鄉概念時，大多數人均表示，祖籍地和僑居國已經遠離了自己的生活，這些概念越來越模糊。不少歸僑的祖輩多年前就離開中國，與祖籍地及遠親的聯系很少，也不會特意回到祖籍地尋親拜祖。同時，由於在僑居國居住時或曾受到政策的傷害，或缺乏對當地民族文化的認同，幾乎沒有歸僑會選擇再次回到僑居國居住和發展。他們通過旅行或與仍留在僑居國的親朋好友交流，將僑居國與中國的生活現狀進行對比，體會到對當前幸福生活的滿足感，並油然而生一種民族自豪感。當然，也有一些生活不盡如人意的困難群體，但他們也不想離開祖國。從宏觀來看，“祖國就是家鄉”﹔從微觀來看，有至親的地方就是家鄉。

我再也不想回到（僑居國）那邊，也沒有回去過，他們政府對我們不友好，雖然我現在生活也不是非常富裕，隻能說基本養家，但是好活賴活，這裡都是我們的國家，國家越來越好，我們自己肯定也會越來越好。

20世紀60年代我父親回國，到現在我已經有了孫輩，我們這個小家在這裡已經生活了60多年，開枝散葉有四代人了，這裡就是我們扎根生活的地方。親戚們、孩子們都出去了，但無論是法律上還是情感上，他們都認同這裡，過年過節聚會有事情，都是回到這裡，雖然講不清楚，但這裡就是我們的家鄉。

歸僑群體通過融入當地社會生活，重新建立起家鄉概念。對於歸僑群體來說，過去的那個“家鄉”已經日漸模糊，他們將更多的熱情和心血奉獻給了現在的這個“家鄉”﹔對於歸僑子女來說，他們生於斯長於斯，華僑農場更是純粹的故土和家鄉。因此，不管歸僑僑眷如今在哪裡謀生，和什麼人結婚，其僑居國認同不斷淡化的同時，也在不斷強化對華僑農場的家鄉認同。

三、結語

P華僑農場通過分散安置、吸納勞力等方式，構建了不同的客觀環境，同時歸僑群體對於交往、婚姻、家鄉等觀念的改變，進一步淡化了其僑居國認同。P華僑農場的現象雖然是一例個案，但也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僑居國認同淡化趨勢不止存在於P華僑農場，也存在於其他華僑農場。主要原因包括：一是中國的經濟發展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包括歸僑群體在內的所有中國人都能夠建立起深深的民族自豪感﹔二是地方政府和職能部門在僑務工作中發揮效力，關心關懷華僑農場歸僑僑眷的民生福祉，使他們獲得幸福感與歸屬感﹔三是歸僑群體與生俱來的愛國思想匯成凝聚力，建立起濃厚的地域和民族認同感。事實上，在華僑農場的僑務工作中，從來沒有以僑居國為標簽對歸僑群體進行主觀劃分及管理，或給予他們不同待遇及區別對待。歸僑群體對僑居國的認同本就是想象的，“民族”是想象的共同體，“印尼歸僑”“越南歸僑”並不是嚴格意義上的族群，而是在無法選擇的自然關系作用下暫時具有的一種群體屬性。

21世紀初期，針對華僑農場的改革問題，國家提出“三融入”要求，以及推進“三化”建設（農業產業化、現代工業化、新型城鎮化），成為華僑農場最終實現改革的綱領性措施。伴隨著這些體制改革，華僑農場的許多遺留症結逐漸打通，歸僑群體的思想也發生了實質性的改觀，觀念與地方、社會、市場實現了融合，僑居國認同的淡化就是表現之一。基於此，本文以P華僑農場個案經驗出發，對全國華僑農場促進歸僑群體進一步融入提出幾點建議。第一，在管理方向上，應深入貫徹黨和國家的政策精神，切實關注歸僑群體的內心想法和現實訴求，主動了解並回應他們的困惑，調解和消除存在的隔閡﹔第二，在管理機制上，可通過開展相關活動，包括職業推薦、婚姻介紹、助貧扶困、公益培訓、技術指導等，加強對歸僑僑眷的人文關懷，凝聚其向心力﹔第三，在管理理念上，在相關政務或公共事務中，既不應刻意強調歸僑群體的身份，也不能忽視對歸僑群體的權益保障，努力營造公平、平等的環境，共同構建和諧家園。

摘自：黃文波：《回歸移民僑居國認同變遷研究——以廣東P華僑農場為例》，《華僑華人歷史研究》2024年第3期。注釋從略，如有需要請參見原文。